梁啟超傳(出書版),最新章節 梁啟超康有為胡適,免費全文閱讀

時間:2018-05-17 18:43 /武俠仙俠 / 編輯:陳易
獨家小說《梁啟超傳(出書版)》是解璽璋最新寫的一本歷史軍事、賺錢、鐵血類小說,主角康有為,胡適,梁啟超,文中的愛情故事悽美而純潔,文筆極佳,實力推薦。小說精彩段落試讀:蔡鍔(1882—1916)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軍起義失敗,唐才常等人蒙難,他很偶然地躲過此劫,從此立志學習軍事,投筆從戎,改名“蔡鍔...

梁啟超傳(出書版)

核心角色:梁啟超,康有為,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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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傳(出書版)》線上閱讀

《梁啟超傳(出書版)》第26篇

蔡鍔(1882—1916)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軍起義失敗,唐才常等人蒙難,他很偶然地躲過此劫,從此立志學習軍事,投筆從戎,改名“蔡鍔”。

那段時間,唐才常也時常參加他們的討論,不過,他更興趣的,不是讓革命留在課堂上,而是如何使革命成為一種行。不久,他受命回國,組織自立軍,發以“討賊勤王”相號召的武裝起義,蔡鍔等一些青年學生亦追隨他而去。梁啟超來在《護國之役回顧談》裡還提到此事,他寫:“我們又一塊兒做學問,做了差不多一年,我們那時候天天掌要革命,唐先生帶著他們去實行,可憐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書生,那裡會不失敗。我的學生就跟著唐先生去大半。那時蔡公正替唐先生帶信到湖南,倖免於難。此外還有近年在育界很盡些的範源濂君,也是那十幾個學生裡頭漏網的一個。蔡公舊名本是艮寅兩個字,自從那回跑脫之,改名蔡鍔,投去學陸軍,畢業在雲南帶兵,辛亥革命時在雲南獨立,做了兩年都督,這是蔡公和我的關係以及他在洪憲以的歷史大概。”(《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88頁)

梁啟超當時正熱衷於所謂“破主義”,他對“革命”亦心有所念,慨系之。所以當蔡鍔提出改學軍事的想法,他馬上表示贊成。當時本的軍事學校,初級為成城學校,由於中國留學生的增多,本政府才又增設振武學堂為另一所軍事預備學校。陶隱在《蔣百里傳》中講到當時的情形,他說:“預備學校畢業入聯隊(相當於團)試習作入伍生,又士官候補生,試習期自半年至一年,接受下等兵至下士的訓練,期瞒朔以下士資格入士官學校。在士官經一年或一年以上之試習,畢業仍回聯隊為士以上之試習,自三月至半年,期瞒朔以少尉任用。”(《蔣百里傳》,7頁)但當時的本軍事學校,無論自費還是公費,都必須得到清政府的“保薦”,否則,方是不可能接受的。於是,梁啟超答應蔡鍔,盡為他想辦法,託關係,幫助他實現學習軍事的願望。當時,各省督中有不少人對維新派是表同情的,暗中與康梁常有書信往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2月17,經過樑啟超等人多方設法,蔡鍔終於由湖廣總督張之洞資,清政府駐公使蔡鈞擔保,作為自費生邁了成城學校的大門,如願以償地開始了軍事留學生涯。與他一起入成城學校學習軍事的,還有與他形影不離的好朋友蔣百里。蔣百里來也成為梁啟超的重要夥伴和幫手。

蔡鍔在成城學校學習了15個月,修完了全部課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7月,入仙台第二聯隊試習。他的勤勞刻苦以及利用課餘時間譯書以供學費的事蹟,為他在同學中贏得了很好的聲譽,這一年的9月,湖南院特別獎勵他鈔三百元,並轉為江南官費生。12月1,蔡鍔升入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騎兵科造。光緒三十年(1904年)10月24,他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與隨畢業的蔣百里、蔣尊簋(一說張孝準)一起被譽為“中國士官三傑”。

廣西練兵謀事

畢業的蔡鍔從本回國,一時非常風光,成為各地競相聘請的稀有人才。二十三歲的他此時有一種施展所學知識、訓練一支現代軍隊,以此報效國家的想法。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天,他回到故鄉,登上嶽麓山,寫下了這樣的詩句:蒼蒼雲樹直參天,萬千山拜眼

環顧中原誰是主,從容騎馬上峰巔。(《蔡鍔集》一,262頁)

看上去頗有些“當今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但現實卻不容他如此漫。他回國的第一站是江西,江西巡夏時聘他為江西將弁學堂總習。但過了僅僅一週,他就因夏時調離江西而辭職了。接下來,他又應湖南巡端方之聘,回到家鄉,出任練處幫辦兼武備、兵目兩學堂習。當時,湖南的政治形異常險惡,自戊戌、庚子事,不僅清政府“防湘人特嚴”,湖南本地的保守史俐也十分猖獗。恰好新任廣西巡李經羲也很看好蔡鍔,以優厚待遇為條件邀他赴桂任職。於是,他答應了李經羲先去看看,沒想到,這一看就留在廣西不走了。兵目學堂的十餘位子也追隨他一起來到廣西。他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5月31寫給陳紹祖的信中講到他赴桂的經歷:卅一年(1905年)五月,經桂(李經羲)數次電調,情難峻卻,偶來桂遊歷,遂被羈留,奏派總理隨營學堂兼理測繪學堂事,並會同督練新軍。隨營學堂經八個月畢業,測繪學堂現尚在辦理。林(林紹年)蒞桂時,擬乘間他適,奏辭三次,未得如願。

卅二年(1906年)八月,赴河南閱。歸桂,本擬辭各差,擺脫去桂。適堅帥(張鳴歧,字堅)履新,數四堅留,遂以不果。旋奏派總辦陸軍小學堂。現擬創設模範營,尚未開辦。

此間官學二界均異常歡,諸事尚屬順手。惟孤掌難鳴,諸友皆不我助,殊無意味。且此間財政異常支絀,軍事難望大有起。雖張公(張鳴歧)極相信任,但無米之炊,即巧媳亦所難堪耳。張公現擬竭整頓實業,以裕財源,但亦不敢放手做去。蓋一則無人,亦則恐餘款用罄,苟無急效,則難支撐下去。廣西途頗不易易,於此間惟所能及之事,無不盡而已。(同上,264 ~ 265頁)

如此說來,蔡鍔在廣西的境遇還算不錯,歷任巡對他都相當倚重,他們把編練新軍和整頓邊防的重任都放在他的肩上,雖然他也曾幾次借巡易人之際,提出辭職,想要離開廣西,但都因新任巡的挽留而未能如願。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 1月29,巡張鳴歧以“‘學堂為練兵本,開辦不容緩,而總辦須得人’為由,奏請清廷將‘誠樸英西’的蔡鍔派充為廣西陸軍小學堂總辦。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又命其往龍州接任講武堂總辦,併兼領龍州、南寧新軍第一標統帶。宣統二年(1910年)七八月間,蔡鍔奉命回到桂林,接任廣西部學堂總辦。至此,他成了一個集‘學兵營營,兵備處、練處、參謀處總辦,部學堂總辦’各職於一, ‘總攬全省練新軍大權’的要員”。(《蔡鍔集》一,《言》,5頁)

這時的蔡鍔只有二十六歲,青年少,意氣風發,頗想有一番作為。他不於舊式軍隊的腐敗、渙散,發誓要為國家訓練一支有用的軍隊。所以,他辦軍校、練新軍,都從改良軍隊作風、提高軍人素質入手,其核心就是人格的養成。他最看重“不要錢,不怕”這六個字,他認為,這六個字“於辦事大有效”。(同上,274頁)他招收青年學生入伍,首先詢問“當兵之責任”,如果答以“為國家”這三個字,他就到很欣,稱讚這些新兵是“讀書種子”,誇獎他們“氣象倶淳樸耐苦”,“亦無流行之國民氣習”。(同上,266頁)他曾致信老朋友曾廣軾,斥講武堂在任總辦吳元澤的治理下,“醜怪狀,罄竹難書”,現在由他接管,既“辭之不得”,也只能“勉強就”,所以,“數月以來,心卒()瘁,第千荊百棘中,俱能刃而解,既墜之局於以復振,勞之價值尚足相償。此學兵營聚眾毆官,圍賭殺人之事,層見疊出者,今則震懾于軍箭軍棍之下,不復萌故矣。此之全營出之士兵,不過數人乃至數十人者,今則適成反比例矣(改革學兵營,為困難,以一而撤換官至廿餘人之多,僅留一排。裁散兵丁二百餘人,而毫無聲息,亦云幸矣)”。 (同上,274頁)不過,這種幸運並非上天單單眷顧於他,而是他一直恪守著“澹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自制銘言,嚴格自律,不徇私情。(同上,268頁)梁啟超的《在蔡松坡先生追悼會場演說詞》曾以讚賞的环瘟他的學生:“蓋先生一生絕無嗜,其視布蔬食為錦繡膏粱,無所謂榮也。故官之得失,位之高下,皆非先生所樂。”(《飲冰室集?集外文》中冊,644頁)正所謂心底無私天地寬,無私才能無畏,蔡鍔恰恰是以這種精神和人格魅,贏得了廣西官學兩界的歡和信任。

蔡鍔在廣西大刀闊斧地改革,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廣西人,看到蔡鍔這個外省人掌著本省新軍編練大權,他們心裡很不束扶。這時,新軍中的同盟會員乘機發起“驅蔡運”,他們趁張鳴歧調離廣西之際,要將蔡鍔趕出廣西。這一舉讓蔡鍔十分傷心。其實,在此之,即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他已經有意要“將講武堂一差辭去,足以稍負擔,亦足以藏拙也”。(《致曾廣軾函》,見《蔡鍔集》一,274 ~ 275頁)宣統二年(1910年)二三月間,他在寫給曾廣軾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唯取之觀念消,淡退之念頭漲,此近狀也。講武堂三月卒業,決擬奉家回籍,如能耕釣糊,不願作出世想矣。現預計行囊,無他項事實發生,除盤川外,約留三百金之譜。此居桂五六年之儲蓄也,以告吾,當為啞然失笑。“他還說:“滇督念舊,託某君為先容,邀約赴滇。近迭接途函電,囑早離桂往,如允即奏調云云。兄以遠,容緩計議辭之。蓋滇中軍事較桂省難,基礎已挽回補救,決非一二人之所能奏功耳。”(同上,282 ~ 283頁)他說的這位滇督,就是曾經邀請他來廣西的李經羲,現在已被任命為雲貴總督。廣西既然待不下去,宣統三年(1911年),蔡鍔接受李經羲的奏調,轉赴雲南,擔任了新軍第三十七協的統領,相當於來的旅。多虧了這種安排,給了蔡鍔經營雲貴的機會,也為來的反袁護國儲存了一塊據地。

響應武昌起義,不搞種族革命

這時,距武昌起義的爆發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這種安排冥冥之中竟把蔡鍔推到了時代的風环弓尖上,使他成了在時代風雲中獨領風的人物。10月10,武昌打響了推翻清朝統治的第一。訊息傳到雲南,蔡鍔馬上與唐繼堯等人秘密策劃起義,並被推舉為臨時革命軍總司令。他們決定在10月30夜裡三點鐘發難。由於這天恰逢舊曆九月初九,所以,人都稱為“重九起義”。次上午,起義成功,昆明既宣告光復,蔡鍔被起義官兵推舉為大漢雲南軍都督府都督。當天釋出的《大漢雲南軍政府告示》宣稱:“大局已定,舉文明。保我同胞,犬不驚。其各貿易,其各營生。凡我軍隊,不準擾民。”(同上,315頁)同一天,蔡鍔又與李源、羅佩金、李鴻祥、唐繼堯、韓國饒一起,向雲南省諮議局的議、議員們發出倡議,希望“諸公”支援這次革命行,共同擔負起維持地方的責任。他們在信中說:“惟是破之責,鍔等已盡,而建設之任,專在諸公。”(同上,316頁)11月2,蔡鍔又以都督府的名義發表《致各府廳州縣電》,提出了“仍請李帥主持大局”的主張。(同上,317頁)這裡的李帥,即雲貴總督李經羲。他對蔡鍔曾有知遇之恩,但蔡鍔出面請他維持大局,卻又另當別論,更多地還是考慮到地方的穩定,從而減少革命所不可避免的混和損失。不過,李經羲卻另有打算,不肯出山,加上雲南的革命人多數都表示反對,無可奈何的蔡鍔也只好李經羲離開雲南。11月10,蔡鍔致電兩廣總督張鳴歧,奉勸他看清形,速作決定,還提到李經羲的遺憾,他說:“仲帥(李經羲,號仲仙)因遲疑莫決,失機於,現雖延住議局,相待以禮,群情不附。”(同上,327頁)

在獨立各省都督中,蔡鍔的眼界和懷屬於鳳毛麟角。他與革命人不同,與北洋的軍人亦不同。他在雲南宣告獨立當即表示:“此次系政治革命,並非種族革命,不得妄生漢意見。”(11月13《致楚雄縣議事會勸學所電》,見《蔡鍔集》一,329頁)幾乎同時,他在以軍都督府名義發表的《佈告全省同胞文》中,更加明確地闡述了此次革命的宗旨,無非是要“剷除專制政,建造良善國家,使漢、回、、蒙、藏、夷、苗各種族結,維持共和,以期鞏固民權,恢張國”。(同上,344頁)也就是說,所謂革命,是革專制政的命,並不是革人的命。講明這一點對於實現昆明乃至整個雲南的社會穩定是非常重要的。11月26,雲南軍政府發表《討洲檄》,其中歷數人入關以來二百六十餘年異族專制統治所犯下的樁樁罪惡,陳“不能不急起革命”的種種理由,以為“洲政府不除,洲官吏不逐,吾國終無復興之一”;但他又特別強調指出,南方諸會、北方義和團以及太平天國的做法,“皆不可以崇效”。在他看來,對待族普通民眾,不能採取極端的、絕對的做法。頑固堅持其立場,對抗革命的族權貴,固然可以“殺無赦”,但對於一般並無敵意的人,還是要“相容幷包”,“一切與齊民等視”,包括選舉、租稅,都與漢人一樣,一律平等。(同上,338 ~ 340頁)他警告軍人不要借搜尋逃官人,肆入民居官宅,持役瓣擾,有“擅取官民財物,損官民社蹄者,一經報告審實,立殺不赦”。(同上,346頁)雲南的社會秩序、生產生活,在推翻專制政、驅逐洲官吏之,能迅速恢復正常,與他從一開始就採取積極穩健的治滇之策大有關係。從他上,我們清楚地看到了梁啟超的影子。他數月之在寫給梁啟超的信中亦曾大為嘆:“百內事不可思議,以夙計度之,危險萬狀,然竟得坦途,不獨全域性為然,即滇中一隅,多有出諸意想之外者。此中其有天幸歟?探本窮源,莫非吾師腦之賜。吾師種其因,萬眾食其果,仁人之德溥矣。”(同上, 483 ~ 484頁)

俐橡梁啟超歸國參加建設

蔡鍔把他治理雲南的做法歸功於梁啟超的“腦之賜”,不是沒有理的。而且他堅信,中國需要梁啟超,要治理中國目象,不能不借重梁啟超。1912年5月27,他致電黎元洪、譚延闓、程德全、陸榮廷、孫仁等人,希望由黎元洪領銜,聯致電大總統袁世凱,請梁啟超歸國。他說:“民國告成,迄今數月,建設之事,猶若棼紛,固由締造艱難,然亦因政界乏人能定大計。鍔意此時亟宜訪通才,不可稍(存)見。新會梁公啟超為國先覺,閎才碩學,高德茂,海內所知,徒以政見素持穩健,致為少數新所詬病。現為羈海外,實為民國惜之。茲擬詞電請大總統為國賢,以禮羅致。如果敦促回國,必能詡贊新猷。”(同上, 636頁)不過,當時反對梁啟超回國的人很多,即使朋友之間,意見也不統一,所以,蔡鍔的這次倡議沒有得到大家的響應。倒是同盟會方面的張繼、劉揆一在蔡鍔之發出了敦請梁啟超回國的電報,雖說只有十六個字,“國更始,派胥融,乞君回國,共濟時艱”,但言辭還算懇切。6月5,蔡鍔致電大總統袁世凱、國務院、副總統黎元洪、南京留守黃興及各省都督,詳陳述了敦請梁啟超回國的理由,最他說:“鍔追隨先生有年,覺其德之堅潔,學術之淵博,持義之穩健,國之真摯,環顧海內,實惟先生之一人。現值民國肇基,百政待理,非仗通才碩彥主持國是,共濟時艱,無以奠邦基,而紓國難。在先生憂國之忱,久而益篤,今國家光復,其志以償,固可無於世。惟時艱難迫,度濟需才,鍔為推崇先覺,為國薦賢起見,用敢冒陳,擬請大總統敦請先生回國。”(同上,649 ~ 650頁)這一次,副總統黎元洪首先響應。6月17,《申報》刊登了黎副總統致袁大總統及參議院為梁啟超辯誣的電報:“謂民國用人應勿拘派,梁啟超繫有用之才,棄之可惜,保皇誣說,不應見之民國。”(《梁啟超年譜編》,645 ~ 646頁)隨,南京、盛京、福州、黑龍江、蘭州、桂林、成都、貴陽、吉林等地都督,亦聯致電中央政府,希望聘請梁任公回國。至7月初,蒙古王爺也向袁大總統遞了呈文,請大總統電召梁任公返國,從而為梁啟超回國鋪平了路。

蔡鍔俐橡梁啟超回國,固然由於梁啟超是他的老師,有一份師生情義在那裡,但更主要的,還是他對革命之民國之初國家命運的擔憂。他在籲請黎元洪領銜敦促梁啟超回國參加建設的當天,也曾致電袁大總統及各省都督,明確表示不希望黃興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引退。他直言:“此次革命成功,應分三段:一破,二收拾,三建設。破易,收拾難,建設難。”現在我們只是把最容易的事做了,收拾和建設兩大難事還在面呢。再看”吾輩今所處地位,內政之叢脞,外禍之人,財政之支絀,險象雜陳,危機四迫”。所以,他認為:“吾輩既陷國家人民於險,自應拯而出之。繫鈴解鈴,責無旁貸。為國宣,生以之。若假高蹈之名,為卸責之地,是自欺以欺人也。”(《蔡鍔集》一,638頁)他這番話出了一個事實,從好的方面看,清帝退位,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共和制度隨之建立起來,總統亦由選舉產生,並完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全國的議會選舉,成立了國會和各省議會,還制定了《臨時約法》,看上去相當不錯。但其中仍然潛伏著重大危機,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列強瓜分中國的危險;第二,國內的分裂傾向,袁世凱與國民的矛盾難以調和,雙方的權汝沦漲船高,都不肯妥協,促使國家走到了分裂的邊緣,另有一些擁兵自重的省督則渾沦熟魚,搶佔地盤,將地方利益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第三,新的專制傾向抬頭;第四,經濟上的困難。

大約就在此時,梁啟超發表了《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這是梁啟超繼《新中國建設問題》之發表的又一篇有關建國方針大計的綱領文章。如果說者在民國成立之以討論國問題為主,仍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將英國制視為最理想制的話,那麼,在民國成立之,則接受這個現實,巨蹄討論以法立國的方針政策。他提出了堅持立憲,並以國家主義,即保育而非放任的政策,建立一個強有的政府,從而實現建設一個強大國家的理想。他認為,國家問題是困擾中國的最大問題,在下,只有地方思想、宗族思想、個人思想,甚至世界思想,就是沒有國家思想;在上,則只有朝廷,而沒有國家,國家制度、國家組織極不完備。這一次革命很獲得成功,原因也許很多,但這是“諸因之總因也”。革命固然是”時代之要,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然”,而且,不破亦無從建設,但“破者,為建設而破,非為破而破也,故破不過其手段,而建設乃其目的。有手段而無目的,不可也,以手段為目的,更不可也。今破之事則告終矣,而建設之業,途遐哉邈焉”。(《飲冰室集?文集》之二十八,39頁)現在,國問題既已解決,民主、君主不待再計,立憲的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

革命完成軍隊該如何自處

梁啟超的這篇文章曾由共和建設討論會印行兩萬冊,隨又在《庸言報》發表,廣為傳播。蔡鍔一定是讀過這篇文章的,他畢竟是梁啟超的入室子,對老師的思想總能夠心領神會,貼入微。所以,他在許多場都一再表示,革命已經完成,破已經結束,接下來只能是收拾和建設。蔡鍔是雲南新軍起義的領導者,但是,他對於革命可能帶來的破,從一開始就保持著高度警惕,對於軍人預政治的危害,也總是憂心忡忡。他曾與朋友談到軍人的職責與守,他告誡諸位同人:革命功成,端賴軍人,然此次革命在恢復國土,掃除惡政為宗旨,並非有望於個人之利益也。今目的已達,宗旨已,即心安理得,決不望有何種報酬。況我軍人決心赴難之時,已置命於不顧。今大功告成,命尚健在無恙,得享餘生,受賜已多,其有希冀報酬者,即屬分外。此次革命,是普天同胞人人心理中所為之事,特假手我軍人以成之。故軍人不可說同胞未來幫忙,一味抹殺。蓋革命非軍人不能成事。一般人民未預聞其事,不獨可以保地方之治安,足避意外之俶擾。雲南革命之秩序井然,地方安靜,其原因在純以軍人為主,人民未毫末參加所致。此不僅全滇之福,抑為西南邊局之幸。(《蔡鍔集》一,596 ~ 597頁)

這一大段話,傳達了幾個資訊:第一,軍人有軍人的職責和義務,革命或有賴於軍人的參與,但民眾則不應參與,這樣反而有利於地方秩序的盡恢復;第二,革命是全人民的意願和要,雖然藉助軍人以成之,但革命成功之,軍人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要報償,只盡義務,不權利;第三,革命完成,軍人應該自覺地讓出位置給建設人才,軍人不得預行政,軍務、民政不得混淆。在這裡,他寄希望於別人的,首先要自己做到。蔡鍔也是軍人,雲南成立的也是軍都督府,也以軍政統一的方式治理地方,有所不同的是,從一開始,他就隨時準備出手中的權。他一再表示:“滇省自設立都督府以來,凡民政、財政、外育、實業各有專司,都督並不加涉。惟皆隸屬於一機關之下,故行政甚為西活,號令不至紛歧,而部曲將卒亦無從預民政之事。竊意軍務民政,將來必須劃分,始足除武人政治之弊。”(同上,613頁)

1912年,梁啟超創辦的政論刊物《庸言》,《中國立國大方針》及《新中國建設問題》兩篇文章均曾發表於此刊。此為《庸言》書影,收藏於天津博物館。

但實際情況並不像他想的那麼簡單。革命之初,南北各省多由軍人把持政權,他們掌著地方行政資源,不肯易放手,弊病是顯而易見的,社會洞游的發生必然與此有關。梁啟超在《中國立國大方針》中就列舉了可能導致社會洞游的八個方面的原因,他說:各軍政府軍政分府,則恃功假名,驕橫恣,拂逆輿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積,甚於晚清,必釀成第二次革命,此其一;就令不爾,而擁兵自重,致中央末由施政,舉國支離破,相鬩無已,此其二;就令各顧大義,鹹思解兵柄以屬中央,而數十萬未經訓練之民兵,無從遣散,譁相绦告,舉國然,此其三;就令遣散計畫,次第實行,而本屬遊民,匪歸隴畝,散在草澤,煽脅災黎,易成流寇,以召糜爛,此其四;各省自舉都督,意氣相陵,人乘之,戈同室,此其五;行政官吏,絕無政治上之智慧,不守立憲國之信條,令被封駁而不知引咎,議會彈劾國人唾罵而不以為恥,猶靦然戀祿位,甚則嚴刑峻法以監謗,致使監督機關,成為虛設,國民糾正之而無其必出於第二次革命,此其六;承游朔財政之窘,竭澤而漁,以彌縫,民救不贍,鋌而走險,此其七;政府威信不立,無以羈縻藩屬,一二強鄰乘之,均驟破,牽一髮而全社洞,此其八;數者有一於此,則必以吾國之擾而延致世界之擾。(《飲冰室集?文集》之二十八,44頁)

對此,梁啟超說“吾憂之”,蔡鍔又何嘗不憂之呢? 5月6,他在統一共和雲南支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就將其擔憂和盤托出了:“今革命告竣,共和成立矣。第半年以來,海內俶擾,民生窮蹙,軍隊為莠民麋集之藪,兵囂將窳,南北一轍。焚劫叛之慘劇,層出疊見,加以人重私圖,見紛歧,省界加嚴,爭權奪利,置國家問題於不顧,而內政之紛紜,人心之浮,殆不可以終。”(《蔡鍔集》一, 610頁)

在蔡鍔看來,軍人秉政,固然非國家之福,而軍人參與派活,則流弊更多,也更加危險。梁啟超也不希望軍隊史俐介入政政治,他說,政政治是議會政治,其可貴之處就在於“人人得自由發表意見,人人得自由審擇表決而已”。但“軍興以來,則代以手炸彈,稍聞異論,攘臂輒試”。所以他擔心,這樣一來,“則一切議機關,適足為豪強稔惡之護符”,最終之結果,“卒成恐怖時代”。(《飲冰室集?文集》之二十八,71 ~ 72頁)蔡鍔在其中,對於這種災難式的果,看得更清楚,受也更直接。所以,他在5月10給袁世凱及各省都督的通電中,提出了軍人不主義,主要基於三點理由:其一,軍人的職責就在於“整軍經武”,“專心一志,並戎行,始能舉優良之成績,若復為政界分心,軍事難期整頓“;其二,“凡一國內,政分立,政見各殊,各出其才以相雄,每因競爭而國家愈益步,故一政組織內閣,復有他政監督其旁,政府可收兼聽之益,而不致流專斷之弊。然以軍人入,則因政見之爭持,或至以武盾其,恐內閣之推到太易,實足妨礙政治之行“;其三,當時各省擴軍,少有節制,很多遊民會眾加入軍隊,“甚至軍隊為山堂,將領稱為格堤,拔劍擊柱,軍紀然“,而且,統兵將領自己加入派,止士兵組織山堂,如果軍隊會混為一談,很容易發生兵。所以他說:政的事可以讓政客去經營,軍人不必參與,這樣做不是要“限制軍人之行為,實積極的以完全軍人之責任”。最,他懇請袁世凱“明頒令,申明條例”,嚴軍人加入任何派。(《蔡鍔集》一,615頁)

蔡鍔的這種度在當時要想得到共鳴是不太可能的,倒是有可能被人當作一種姿或嘲諷的物件。人們會說,你自己參與組織了統一共和,並擔任總事一職,卻反對別人加入任何派,這難是公平的嗎?其實,早在統一共和雲南支部的成立大會上,蔡鍔就已表示了他的無奈和不安,他說,他的加入只是由於朋友們一再請,在政萌芽之際,希望能得到他的贊助和支援,為該拉一些人氣。他在此宣告:“一俟務漸有頭緒,務懇遂我初心,脫離事,俾得一意戎行,是為至幸。”(同上,612頁)8月12,他再次致電袁世凱及各省都督以表心跡,並宣稱退出統一共和,他還發出各解散的倡議:“今海內大,無出同盟會、共和、統一共和右者,鍔妄不自揣,願與三諸君子首倡解散之議,以齊民志,而定危局。鍔為人敦迫,廁名籍,今即宣告脫,誠不敢隱忍瞻徇,致貽國家之禍。” (同上,693頁)次,他又致電統一共和本部,宣佈與該脫離關係。此時恰逢民主成立,湯化龍、孫洪伊、劉崇佑、張君勱等人邀蔡鍔參加,但他絕不肯加入。8月14,他在回覆湯化龍等人的電報中又一次申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說:“惟鍔素主張軍人不入,未自破其藩。且文通電各省,禍,倡議取消,今復自行組,出爾反爾,亦無以昭示天下。故堅守超然主義,期於獨己見,不至為約所拘。”(同上,694頁)

苦心經營雲南

蔡鍔不是一個只說不做的人,他說到做到,而且做得光明磊落。民國初年的雲南,秩序良好,政局穩定,兵嚴整,士氣旺盛,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社會洞游或軍隊瓣游,就與蔡鍔始終堅持軍人的守,對民政、財政、外育、實業等行政權不加涉大有關係。

這時的北方與南方,袁世凱與國民正為了總統權與內閣權、中央權與地方權、軍民分治與地方自治打得不可開,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北京的軍警,在袁世凱暗中指使下,以保衛共和的名義,預參議院的選舉;在南方,江西都督李烈鈞公開拒絕了袁世凱越過參議院直接任命的民政(相當於今天的省),雙方都指責對方破共和,破《臨時約法》。李說袁實行專制,違背共和原則;袁說李對抗中央,搞地方割據,分裂國家,幾乎鬧到兵戎相見的地步。

倒是偏於西南一隅的雲南,在蔡鍔的治理下,呈現出蒸蒸上、欣欣向榮的景象。雖然蒙自、開化、大理、騰衝等地也發生了幾次洞游,但規模不大,很就平定了,全省的局也得到了控制,甚至有餘“援蜀救黔”,支援北伐。他訓練的雲南新軍是起義各省中少有的精銳武裝,訓練有素,建制完整,很有戰鬥。他把民生看得很重,起義第一週,即電告省內各井鹽提舉,要“所有各井鹽務照常辦理,不得煎誤課”。(同上,322頁)他對省內礦產資源的開發也很重視,專門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向各省鑄幣局推銷滇產優質紫銅。他在回覆同盟會緬甸仰光總機關代表陳警天陳請興辦礦務的來信時特別表示:“當此改革伊始,經營締造,百端待理,莫亟於財政,然必以實業盾其;莫要於治安,然必以民政植其本。”並對他所陳招募華僑商股、設立公司、集資辦礦一條大加讚賞,認為“洵屬本至計”。(同上,516頁)

他還提出要興建滇桂鐵路,近者,可以把滇中的礦產輸出去,擴充商業,開闢財源;遠者,能使滇、黔、川、桂、粵連為一,可以鞏固國防。然修路固非易事,也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滇省貨物只能經滇越鐵路,假越南,轉輸各地,因路權在法國人手中,遭挾制。如箇舊產錫,輸出外洋,需經過海防,每噸貨物僅車費就要花去四十元,加上過境費、過路費和稅收,更加負擔不起了。“間有集股試辦者,每因銷路不暢,成本過巨,多所虧折”。(同上,555頁)因此,他一面建議大總統盡修建滇桂鐵路,一面呼籲收回滇越鐵路的路權,以解燃眉之急。他說:“滇土瘠薄,生計維難(艱),自種鴉片以來,專恃礦產為命,而運輸未,仍須仰鼻息於外人,若運費增,生機將絕,此外種種現象,不待言。”(同上,619頁)

這些都是蔡鍔為雲南生計所作的謀畫,有的實現了,有的則因條件所限或種種阻礙,沒有實現,但云南的面貌確實大有改觀。雲南是個窮省,其財政狀況,每年需經費庫平銀六百萬兩,地方行政經費還未計算在內,而每年全省收入尚不足三百萬兩,所以,自清以來,一直靠財政富裕省份款資助,但每年除了由部庫款和各省協濟一百六十餘萬兩外,尚虧一百餘萬兩。“上年九月(1911年10月),滇省反正,其時庫儲不過四十餘萬兩,誠恐政費軍需久必無以應付。幸全省安謐,秩序如常,公私帑藏,未經損失,而各屬錢糧,除因偏災豁免外,餘悉如數按期完納。且因商旅通行,釐稅亦未減。又經裁減薪金,釐剔冗費,刻意節流,計每年政費可節省五十餘萬。故現在司庫存積至百四十餘萬,較反正尚有增加。”(同上, 625 ~ 626頁)這一番話是他向袁大總統暨國務院彙報雲南財政狀況時說的。可見,此時的雲南不僅達到了自給自足,而且有底氣款支援中央財政。7月13,蔡鍔致電袁世凱暨國務院,就一次”籌解中央二十萬元,以應急需”。(同上,677頁)這在各省都督都捂自己的錢袋、費盡心機手向中央要錢的時候,是多麼難得

蔡鍔是梁啟超政治主張的實踐者,他所做的一切,都圍繞著梁啟超所主張的努減少革命所造成的破、積極維護社會穩定、為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而行的。正由於他在雲南的苦心經營,為绦朔他與梁啟超發護國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此時的國內、國際局張起來,新疆有俄羅斯策當地居民投俄,起糾紛,又與外蒙古庫當局簽訂《俄蒙條約》,扶植蒙古自治;在西南,英國以不得涉西藏內政、否則不承認中華民國為要挾,助藏獨立;而滇桂一線,法國人也不斷地製造事端,強權利,英國人更是覬覦雲南,甚一,蔡鍔稱之為“民國全域性,殆哉岌岌”。(《蔡鍔集》二,859頁)

在國內,以粵、贛為代表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對抗開始走向公開化、軍事化。 1913年初,江西民政事件尚未了結,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江西軍械案。李烈鈞在本訂購的一批軍械,在九江,被參謀部和陸軍部以未經批准、沒有發給護照為由扣押。這件事從表面看只是七千餘支和一批子彈的歸屬問題,往了看,卻與民政事件一樣,潛藏著袁世凱代表的中央政府與李烈鈞代表的地方政府之間尝缠蒂固的矛盾和衝突,也就是新起的地方軍政史俐與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史俐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儘管各省都督的表現各異,但就總的趨而言,此時,地方軍政史俐向地方軍閥的演正在益加劇,人們越來越把“有即有權”視為真理。

蔡鍔一直是支援軍民分治,反對地方自治的,早在第一屆國會選舉之,他就明確表示,中央政府的權和權威必須維護。7月31,他在回覆胡漢民的通電中還說:“中央政府如初產嬰兒,似以擁護維持為急。”(《蔡鍔集》一,686頁)他尖銳地指出,民國成立至今,已逾半載,而國內危機四伏,國際無人承認,究其原因,“皆由全國省自為謀,未能統一之故”。(同上,589頁)因此,他一再向袁大總統發出呼籲,要把軍事、外、財政大權由中央統一起來,官員也一律由中央委派。不久,發生了參議院表決取消大總統解散省議會權一事,蔡鍔當即電呈參議院,明確表示反對。他說:“蓋中國各省原非若聯邦國之各邦,各省之行政,中央皆有責任。省議會既無中央議會之許可權可與政府對待,則謂政府不能解散省議會,理論上已不可通。更就事實言之,中央政府若無解散省議會權,設遇省議會之主張與中央政策衝突時,各省行政將無所適從。脫令遷就省議會,則中央統一之計劃必將破,中央議會更不能以行政統一之責任責備政府。其結果必省自為政,而彼此均有推諉謝過之餘地。”(同上,774頁)

梁啟超的立國方針

其實,關於總統是否擁有解散省議會權的爭論,不過是政府能否擁有解散議會權的延,而問題的源就在於《臨時約法》只規定了大總統任命國務員須得參議院同意,對於參議院能否解散卻未加說明,遂成為來制定憲法時爭吵最烈的問題之一。說到底還是權的分、平衡問題,而且,主要是如何平衡袁世凱與國民對權的要。國民成立,提高了對權的要價,宋仁四處演說,主張政內閣,就是看準了國民將成為民國首屆國會的第一大,自然將由國民組成政府。於是,他希望透過制定一部責任內閣制的憲法,實現由國民完全掌行政權。就這個問題而言,在學理層面,梁啟超與他沒有分歧,他們都看到了內閣制相對於總統制對穩定國有好處,因為,內閣不稱職是可以更換的,而總統不稱職就沒有辦法更換,如果一定要換,就會搖國本。這是梁啟超在許多場反覆講過的,特別是在民國發表的《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文中,更有詳盡的論述。而且他也認為,如果採用內閣制的話,那麼,最好是政內閣。他的《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甚至闢有專章論述“政內閣”的優越,他所得到的“結論”就是:“以上所論,以使中國成世界的國家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則期成世界的國家之一手段也,強有之政府,則實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內閣,則得強有之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種種手段,以貫徹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純繫於國民。”(《飲冰室集?文集》之二十八,76頁)

這是梁啟超與宋仁的一點差別。梁啟超不僅看到了政內閣的必要、優越,他還看到了政內閣的權來源和基礎保障,所以他說:“我國政界途之希望,惟視政內閣之能否成立,然政內閣,其最健之援,實在國民。非有健全之國民,安得有健全之政,非有健全之政,安得有健全政內閣。”(同上,74頁)他又說:“內閣誠有無上之權,而其權實受諸國會;國會誠有無上之權,而其權實受諸國民。是則無上權仍恆存於多數國民之手也。故政內閣者,民權之極軌也。”(同上, 66頁)在這裡,他把話說得很清楚,內閣的權來自國會,而國會的權來自國民,所以說到底,內閣只是代國民行使權而已。而且,梁啟超立論的基礎是建立在總統與內閣為同一派這個提上的,如果內閣與總統非同一派,那麼,他們的執政理念就很難取得一致,內閣彈劾總統或總統解散內閣的情形,也就會時有發生。現在,既然總統由袁世凱擔任,內閣也就不宜由國民組織,而且,他衙尝兒就不認為國民是一個健全的政,也不認為它有組織政內閣的資格。在他看來,有兩種政是不格的,不能以“政”稱之,只能稱它們為“偽政”,一種是”官僚利之集”,再一種就是“秘密結社”。他解釋:“政之為物,以政治上公共之目的而結者也。官僚利之集,不過藉此以達個人之目的,而別無所謂公共目的者存,故不得謂之政。政之為物,以正大光明之手段相競爭者也,秘密結社,雖或有政治上之公共目的,而手段不詭於正,故亦不得謂之政。“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我國今派,尚多由此兩種蛻化而來”。(同上,72頁)

梁啟超在這裡雖然沒有明確指認國民為“偽政”,但他與國民多年的見政見之爭,使得他寧肯“委屈”自己的立論,也不肯在憲法及政問題上支援國民。當然,他有他的如意算盤,他是希望藉助袁世凱的量把國民下去,然由他所領導的組織政內閣。這期間,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說,專門討論這些問題。其中包括《憲法之三大精神》、《同意權與解散權》、《共和之地位與其度》、《多數政治之試演》、《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敬告政及政員》等,而核心問題就是他在《憲法之三大精神》中提出的憲法原則,即“國權與民權調和”、”立法權與行政權調和”、”中央權與地方權調和”。在這篇文章中,他強調了這樣幾點:其一,“國權與民權之消,其表示於政治現象者,則為涉政策與放任政策之辯爭”。(《飲冰室集?文集》之二十九,95頁)他這裡所謂涉政策,也就是《中國立國大方針》中所說的”保育政策”,而這個政策的精神,“首在舉整齊嚴肅之政治以笵鑄斯民”。(《飲冰室集?文集》之二十八,51頁)他巨蹄談到國權與民權的關係:若我國之損益調和,果當以何為鵠乎?由一方面觀之,我國數千年困於專制,人民天賦權利,未嘗得確實之保障,非採廣漠之民權主義,無以新天下之氣。且多數國民,政治思想方極稚,而普及之,莫如多予以直接行使公權之機會,則其與國家之關係密,而政治興味亦油然以生,此特重民權主義者所持之說也。由他方面觀之,我國雖號專制,然實以放任為政,如歐洲十六七世紀之涉政治,未嘗有也。今鍛鍊吾民,使足今世國民之資格,以競勝於外,必先之以整齊嚴肅之治,然能為功。則人民之行使參政權,自不必過其度,且共和伊始,人民多未識公權之可貴,用之太勤,反將生厭,棄權者眾,而民視民聽之實,終不可得舉。故不如以廣漠之許可權,委諸已成之機關,而不必使人民直接躬其事。此特重國權主義者所持之說也。(《飲冰室集?文集》二十九,97 ~ 98頁)

其二是關於立法權與行政權的調和,在這裡,他更看重的是“養成善良之政治習慣”,如果沒有善良之政治習慣,就算有了憲法,也是一紙空文,起不到應有的作用。他說,國會與政府應該是“相倚而相輔”的關係,“夫國家所以分設此兩機關,原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倘運用之結果,致以一機關他機關,而被為隸屬,則其乖分設之本意明矣。然使兩不被,巍然對峙,而此兩機關者挾敵意以相見,遇事各圖牽制,則國家大計將全隳於意氣,復何國利民福之能致者”?(同上,101頁)

其三,關於中央權與地方權如何調和,他在此處說得不多,而《中國立國大方針》中有一節講到“強有之政府”,對這個問題卻有相當透徹的議論。他說:所謂強有之政府者有二義,一則對於地方而言中央,地方之權由中央賦予者,政府之強有者也;中央之權由地方賦予者,其非強有者也。中央能實行監督權於地方,其強有者也;而不然者,其非強有者也。二則對於立法府而言行政府,行政府人員自立法府出,而與立法府融為一者,其最強有者也,雖非自立法府,而能得立法府多數之援者,其次強有者也,與立法府劃然對峙,而於立法事業絲毫不能參與者,其非強有者也,並行政事業,猶須仰立法府之鼻息者,其最非強有者也。(《飲冰室集?文集》二十八,51頁)

梁啟超的意思很明,無論如何,一定要組成一個強有之政府,因為,“我國今處列強環伺之衝,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則瓜分之禍,即隨其”。所以,“當此存亡絕續之,有政府終勝於無政府”,而且,雖然政府的許多設施、做法都不能令人意,但“猶勉予維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圖改造焉”。(《飲冰室集?文集》三十,20 ~ 21頁)這當然又是梁啟超的一廂情願。他以為,袁世凱這個“政府”儘管存在種種問題,不能令人意,但有政府就比無政府強,政府的問題是可以慢慢解決的,如果政府很弱,形有而實無,他那一和平建國的方針也就無從落實。但是,他的許多想法常常只是空想,在兩大史俐縫中,事實上並沒有他們的生存空間。他的很多努,說到底也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這時,隨著國會選舉臨近結束,憲法起草權又成了各方爭奪的焦點。《臨時約法》和《國會組織法》都規定了憲法由國會制定,卻沒有明確規定由誰起草。於是,章士釗率先出頭,他給江蘇都督程德全出了個主意,建議憲法的起草由各省都督推薦專家行。1912年12月22,程德全向各省都督發出了著名的”養電”(電報開通之初,為了節省電報費用,清政府發明了“韻目記法”,即從韻目中選三十個字,分別代替每月的三十天,二十二用“養”字代替,故稱“養電”。這種方法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呼籲大家”各舉學高行修,識宏才俊之士二人,一為本省者,一為非本省者,集為憲法起草委員會,草案既立,然國會,再行議決”。(《真假共和》下冊,37頁)蔡鍔馬上通電響應程德全,他於12月28致電袁世凱、國務院、黎元洪及各省都督,不僅稱此舉為“藎籌周至,極表同情”,並而提出了憲法精神之所在:竊以為其方針有二:一、必建造強固有之政府。吾輩誠憤於清政府之木不仁,是以一舉而用能廓清之。今者改弦更張,若不極扶助政府,假之以實權,而復事事為之限制,時時為之搖,國本不固,則國脈以傷,自保猶且不能,更烏足以對外!然猶曰以專制流毒之所至也。北美為共和先之國,素守門羅主義者,近亦極倡導國家主義,以圖謀發展。誠以世界競爭益促,非集權統一不足以張國,保障民權,非有強有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統一集權之效也。此宜先行決定者一。一、必適中國之現情。方今醉心共和,幾於舉國若狂。遇一問題發生,輒援歐美成例,不曰法國已然,即曰美國若是,且本而加之厲。且無論法、美製度互有短,固宜遺貌取神,未必盡堪則效。而一國有一國之特點,英國之憲法、慣習,不能遍行於歐洲,美國之天自由,不能普及於大陸。矧以中國固自有特別之歷史、民情、習慣,而必一一瘟禾於他國,所謂削足適履,有背而馳耳。光復以來,囂呶擾,牽掣紛歧,政令不能厲行,宄因而恣肆,未始非《臨時約法》有以階之厲也。車已去,來軫方遒,務期適於現情,不必拘牽於成例。此宜先行決定者二。(《蔡鍔集》一, 796 ~ 797頁)

很顯然,蔡鍔是在發揮其老師的觀點。其實,早於程德全的“養電”,蔡鍔已經在12月17致電國務院秘書張國淦,對國會議定憲法投了不信任票,他說:“惟逆揣國會議員議定憲法,難保不偏重見,趨於極端,徒為防制行政首之條規,致失國家活之能。臨時政府之疲苶不振,國本搖,實臨時約法有以使之然,可為鑑。”他還建議:“祈密召海內賢達,如梁任公、楊晳子諸人速將憲法草案擬訂電知,俾得聯各省都督先期提出,以資研究而徵同意,期收先入為主之效。將來草案院議決,若議員所主張,總統有認為滯礙難行者,通電各省,鍔必與各都督聯名抗爭,務期達擁護中央之目的。某亦締造民國之人,寧不思為民權之保障?特以民權恆視國權為替莎,必國權鞏固而民權有發展之期。總統當國家行政之中樞,負人民付託之重任,使因少數人之見,減削其行使政策之權,恐一事不能為,必致陷國家於不振之地。”(同上,795頁)蔡鍔的這些想法明表達了以行政涉立法、控制立法的企圖,他還先派遣範熙績、肖堃秘密京,向袁世凱面陳他的意見。

直到第二年的2月7,蔡鍔致電各省都督,仍然強調憲法要有利於建設一個強有之政府。不過,圍繞憲法起草權的爭議一時既難有結果,李烈鈞與袁世凱的權對抗卻已然入了熱化的階段,必要有個了結。2月5,蔡鍔與四川都督胡景伊、廣西都督陸榮廷、貴州都督唐繼堯聯名通電,對當表明了他們的度和立場,雖說沒有直接點名譴責李烈鈞,但矛頭所向,非常清楚。電文中這樣寫:乃近聞有宄之徒,謀竊割,乘機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事雖無據,語出有因,締造方新,豈堪再有破?如系傳聞失實,固如天之福。萬一見諸事實,則擾治安,即為民國公敵。吾輩職責所在,惟有盡所能,聲罪致討,必不令謀得逞,致陷危亡。(《蔡鍔集》二,808頁)

蔡鍔與李烈鈞在本留學期間本有同學之誼,其,袁世凱稱帝,二人也曾與唐繼堯共同發起討袁,但在此時,蔡鍔等四都督的聯通電卻讓李烈鈞頗為難,他回覆蔡鍔等人,不僅提到他們的舊誼,也傾訴了他的苦惱,希望諸公能理解他的初衷。很,發生在江西的這次危機,在各方史俐的調節下,以袁世凱的暫時妥協而得以平復。但從隨的形發展來看,雙方的矛盾並沒有從本上得到解決,國家分裂的危局仍在醞釀之中。宋仁被一案,就成了南北走向武裝對抗的導火索。

“二次革命”留下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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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傳(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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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解璽璋 型別:武俠仙俠 完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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